人口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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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人口是多少?

发布日期:2019-08-31 19:01 来源:人口概况 浏览次数:73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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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709760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552300人。台湾地区人口为23162123人。

  “你如果要体会什么是沮丧,你就在春节前后到北京或广州的火车站去看看。一张张怆惶 的脸在人群中涌动。你这时才知道了一个民族的伤口在哪里。”刚分到国家计生委的研究 生小M对几位作家这样描述。 他工作的国家计生委在二十年中使中国少生了5个亿,这个数字推迟了灾难降临中国大陆 。但他们要忍受很多来自国际上的谴责(针对堕胎、罚款、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国内的不 理解、甚至基层工作人员被暴力侵害。而且这个单位一直被忽视…… 人口灾难是否会降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未来一个世纪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比 环境、腐败、经济、教育更严峻)是人口问题。

  “你猜我们家的保姆家里有几个小孩,你保准猜不着,她兄弟姐妹9个。”女作家项 小米对我叹道:“太可怕了!他们陕西那什么县,普遍如此,都是七八个孩子。没活干, 没田种,树全砍秃了,地慢慢变成沙漠,这些人要吃饭,就都跑到城里。把城里弄的脏乱 差,犯罪率激升。就冲这我也要把我女儿送到美国……”

  记者在近一两年中发现,这种一家生五六个、七八个的现象在大陆许多地方相当普遍 。计划生育的国策,各地执行是很弹性的,有的地方甚至变成干部敛钱的工具,你不是要 生吗?拿钱来。

  记者几年前到国家贫困县山西大宁采访扶贫款被贪污案时,曾到一个家徒四壁的山民 家里走访,这家主人,一个四五十岁的低矮老农,连遭不幸,不仅被干部用他的名字领扶 贫款,却分文没给他,最小的男孩子还被山草中的蛇咬伤,性命垂危。当我们走进他山坳 中的窑洞时,他哭了起来,我们力所能及地给了他一点资助,他扑通跪在地上以表感激。 当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时,我们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八个。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多年来计划生育大好形势的宣传,使我们觉得农村最多能生 两个,即使那些一味抗法、被扒屋毁灶的人,也只能有三到四个孩子。而八个是什么数字 ?那是比1949年前还多的一个数字。也可能这些家庭比起1949年前,住房改善不 大、食物够吃了但质量没好多少,但抗生素等类药品的普及确实使死婴现象少多了。19 49年以前,一个农民家庭也能生很多孩子,但最终成活的只有一半强。所以虽然现在有 计划生育的约束,农村人口还是猛增。

  记者到陕西靖边采访时,发现那里的农民虽然被各种杂税弄得苦不堪言,而且土地日 益干旱和荒漠化,生活很艰难,同样也生很多孩子。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很普通的, 甚至是数量最少的。

  一位女记者在山西大宁县一个很穷的山村金疙瘩村采访时,发现那里农民平均六个孩 子。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告诉她,她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有人指着另一个红衣女孩说 :“这孩子的父亲弟兄三个,每个都有六个孩子。”女记者了解到,金疙瘩村几乎没有三 胎的,大多是五、六胎,最多的一家七胎,且大部分家中有二、三个男孩。

  在连吃水都困难的地方,却要生那么多的孩子,他们一起向大地索要,于是大地更加 贫困和病态。

  在贫困地区踯躅,发现干部也普遍违背计划生育,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印象中 他们都是因别人多生孩子而扒人屋的主。

  大宁县金疙瘩村原大队主任孙新德今年刚满40岁,却有六个孩子。他对记者说,现 在的新主任还七个哩……

  就是这个村,竟然还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村,匪夷所思!同时还是小康村,实际99 年人均年收入连500元都没达到。

  对金疙瘩村的计生现状,榆村乡党委书记张永华对记者说,金疙瘩村的实际人口为1 96,而上报人数为110,有户口的140多,其余都是来自河南、山东的流民。因为 那里的计划生育抓得紧,所以他们就跑到这儿来了。“流动人口又不迁入户口,我们这儿 计生工作是按当地人口、按户口进行的。外来人口不好管,也管不了。”(自己辖下的每 家平均六七个,比外来人口孩子还多,反而赖外来人口不好管) 记者所接触的县里干部中,没有一家是一胎的,而乡镇干部大都在三胎以上。

  记者见到现在还在山西大宁、且与当地农民结了婚的北京女知青王萍。她只有两个孩 子,这在当地子女众多的家庭中显得颇为显眼。她告诉记者,他们太德乡的乡干部普遍都 是四个孩子。

  干部如此,可想而知一向视孩如命的百姓。各种现象表明,在中国许多贫困地区,计 划生育已经接近崩溃。

  像一切统计数字都值得怀疑一样,人口数字也被人怀疑。许多中国主流阶层的人断定 ,中国现有人口不是12亿,也不是13亿,应该早突破14亿而到了15亿了。这还是 保守的估计。

  “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准确!”一个在国内做过多年统计工作的朋友断言:“人口统计虽说是全社会的事,实际牵头与具体操作者还是各地的统计局。统计数据 失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我曾经在统计局工作过6年,93年的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 普查、94年的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95年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我都参加了,而且是 主要审查者,各种普查汇总数据都是我上报。我在统计局的同事和我都深有同感:有时上 报数据简直有犯罪的感觉,弄虚作假,欺骗国家,但各级领导为了政绩,玩弄统计数据于 股掌之中,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比如我县历年的农业统计报表中的牲畜存栏头数是32万 只,而根据各乡上报的普查数据(已经有水分了)全县只有25万只,最终经过各级领导 授意,我县上报的普查数据是近31万只。工业普查失真更不用说了。”

  这位朋友说,人口普查虽然他没参与过,但估计误差会非常大,比实际数据要小许多 ,因为数据太大,说明你这个地区计划生育工作没有搞好,如果与历年统计年报出入太大 ,领导肯定要“一票否决”。他庆幸自己调出了统计局,不用“犯罪”了。君不知,各地 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靠什么发展,就是靠统计,扶贫成绩也全是靠统计数据 。“所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我从来不当真,因为他们公布的主要数据是根据我们各地 报上去的测算出来的。” 任何统计对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很难准确的,特别是人口统计。目前,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的查漏补缺工作已接近尾声。四川《蜀报》报道,11月底以来,他们的记者连日来 对成都市二环路周边3个组26家独家小院进行抽查后,发现26家独家小院的248人 竟然86人躲过了这次人口普查,这86人均是外来人口。

  记者抽查的这3个组分别是成华区保和乡东桂村2组、圣灯乡跳蹬河1组以及金牛区 保照村4组。这些地方的148名外来人员中竟有86人躲过了这次人口普查,占外来人 口一半以上。他们为什么要躲避人口普查?

  原来他们都没有办理暂住证,一则怕登记后,派出所根据这个线索来清查暂住地。二 则有时是公安人员配合调查员夜间普查,这些暂住人员担心被查出,便躲开普查员。

  这些外来户躲避普查,一般由房东作掩护。房东面对普查人员,只登记已加人或少登 外来人员。当然,一些没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员一旦知道自己所在区域的普查时间,就四处 游走或外出散步。

  11月以来,许多媒体报道湖南人口普查“漏登千万人”。为此,《人民日报》发文 说,之所以有种种误传,之所以“摸底”数据偏低,是因为“湖南外出务工人员600万 人,根据《普查办法》规定,这不属于湖南登记范围。二是少数基层干部对人口普查政策 理解不透,不愿意据实上报,此外,个别地方也确实存在人为干扰人口普查的现象,如在 普查期间,对外来流动人口收取治安费、暂住费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前期摸底工作… …”

  似乎整个民族都为人口数字捏着一把汗。一位大学生这样说。人口普查本身是件好事 ,只是担心最后数字会太惊人。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文化造成了现在的人口状况。中国乡村间的人与 人之间的生存竞争是很激烈的,在那里没有永久的朋友和亲人,却有永久的仇人。为了一 条田埂,几尺的宅地,几根秧苗……远亲近邻可以大打出手。而在那死水一潭的地方,各 种关系恒久难变,结下仇梁就是一辈子的事。

  因为没有公正法律的制衡和宗教力量的发泄和抚慰,很容易形成强势就是公理的局面 。所以家族鼎盛者“不吃亏”。亲人构成了战斗的一方,但“亲”是有远近之分的,远亲 之所以可能成为仇敌,就是因为亲得还不够,最亲者何人,儿子。但有了儿子,数量不多 也不行,儿子少的要被儿子多的欺,这是铁定的。什么也不如这样的场面解气,与村中人 发生冲突了,呼啦啦从屋里钻出兄弟七八个,条条是汉子,看南邻北舍,谁人不惧?

  中国农村中最难缠的宗族说白了就是儿子势力,儿子最多的那个,老了就能当宗族头领。

  扩而广之,千年大国曾经朝代更迭,小国分立,一个国凭什么立足?就是要兵多将广 ,因而辖下要百姓众多。当时为什么批马寅初,并不是因为他与马尔萨斯有牵连, 因而违背了革命导师的教导,向来很灵活,并不特别在意某些有实用价值的观点与 圣哲有抵触。其深层原因是因为马寅初破坏了他心中的宏图伟略,这是与古来有作为的领 袖相似的意图,即物阜民丰,人烟稠密,军队因而有用之不尽的子弟。这是缺枪少药的大 陆革命者与包围他们的帝国主义和各种势力抗争、即“以绝对优势打歼灭战”的根本。

  时代变迁,现在的经济腾飞和军事的决胜早已不靠人力,人口过剩反而成了停滞一个 国家的最大力量。

  据大陆有关部门统计,80年代,大陆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1.5亿,约占当时农村 人口的20%,到了90年代,由于耕地被占用以及沙漠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3亿, 这些人使农业生产率接近零甚至为负,加剧了农村的贫困状况。

  90年代初期以后,这些剩余劳动力纷纷外出,在中国各城市间寻求就业,有些人到 处游荡,成为城镇混乱、犯罪和黑社会的基础。这是未来中国能否保住改革成果的最令人 心悸的隐患。

  目前农村人口的状况,很可能使国家到2020年把人口限制在15亿这个最高点的 民族大策落空。 除了以上几点,北京的学者还特别担心,农村人口的无节制增长,将降低中国人口的平均 素质。他们的担忧是因为:农村中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可以无限制地生,而城市知识分子、 教授、学者、专家这些高智商群落却被严格限定只能生一个,长此以往,一小部分给中华 民族添彩的高素质者将被淹没在低素质的汪洋大海中。 (香港凤凰周刊第二十一期。)

  展开全部★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测算数据表明,到2005年1月6日,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总人口将达13亿。 中国13亿人口日的推迟到来,表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 中国人口的峰值会达到16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分析指出,这种观点是不了解中国人口新国情、缺乏实际根据的臆断,容易在国内外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恐慌”,片面夸张中国的能源需求和粮食消费。其实,在中国政府不懈努力之下,自20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的增长就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未来中国总人口不可能增长到16亿。

  第一,未来中国总人口不可能增长到16亿,而应在14.5亿左右。这是13亿人口日之后中国人口的最大特征。2004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是12.29‰,但受老龄化的影响,死亡率略有增加(6.42‰),去年净增人口761万。如果城市化程度继续加快、如果未来城市吸纳农民工的数量继续增加,如果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执行,那么,在出生率进一步降低的过程中,中国每年净增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受此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会较早出现,大约会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会盈利人口峰值———但这个人口总量的值可能不是媒体平常所说的16亿,而应在14.3亿到14.5亿之间。

  第二,中国人口已经完成了转型。现在中国人口已经从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低自然增长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三低”人口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到现在已经维持了十多年,基本稳定下来。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几十年不懈而艰辛的努力才实现的。正是这些努力,才有效地减轻了中国和世界的人口压力,使“世界60亿人口日”至少推迟了4年。

  第三,“人口红利”会一直维持到2020年。现在中国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的态势明显,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70%左右。在未来的15年当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这正是中国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中国妥善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口的人力资本,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在2020年之后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加深时期,就会有更多的应对余力。

  第四,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将逐渐增加。现在,从总量上来说,中国正在走出最严峻的就业困境,未来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会处于持续性下降的态势,一直下降到2015年之后,即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负增长。受高等教育每年扩招人数的影响,每年新增加青年壮工的数量会持续减少,而大学生就业压力和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在未来数年内,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会迅速增加到400万到500万左右。低端就业人口的短缺(如保姆和民工的短缺)和高端人口的失业将并存于劳动力市场。

  第五,女性初婚年龄将进一步推迟,这会持续降低人口出生率。现在,全国女性初婚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了24.45岁左右。伴随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将更加看重专业教育。受教育时间越长,就业年龄就越大,结婚年龄就越迟,人口出生率就越低。

  众所周知,我们一般所讲的人口转变首先指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是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所关注和阐述的。因此,要考察和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妨先了解一下我国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历程。由图1可见,从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组合情况来看,如果说一般意义的人口转变始于粗死亡率的下降,那么中国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端倪。从1949年到1957年,粗死亡率显然是下降的,从20‰。降到了10.8‰。1958年至1962年,粗死亡率有一个非正常的剧烈波动,196o年的粗死亡率曾经达到25.43‰。的高水平,但1961年马上回落到14.24‰入(1961)和10.02‰(1962)的正常水平上①,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意外,短时期的这种变化并不能改变死亡率变动的内在规律和大的走势。

  从人口转变理论的一般规范和中国所走过的具体道路结合起来看,可以认为,在过去的5O年里,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197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1970年的出生率水平还与建国初期差不多,在33‰至35‰之间。中国的人口转变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死亡率的转变阶段。但真正对人口增长产生遏制的人口转变应该是出生率也开始下降的时候——这就是60年代末,确切说是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粗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所以如图所示,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快速地下降到20‰以下,下降了10个千分点,幅度很大。

  其二是粗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O%。的水平上波动,而粗死亡率则稳定在6.6‰上下的水平上。

  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在20‰以下,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

  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O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

  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是一个转折。大的转折点是在60年代末。人口转变从“开口”转向了“收口”;小的转折点则有1961年(死亡率)、1971年。1981年和1991年这几个重要年份。“十年一转变”是近5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果进行平滑处理(如图2所示),我们就会发现:人口转变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扩口的阶段,死亡率比出生率率先对以制度变迁为先导的现代化作出了反映,这也是符合规律的现象。这时,人口增长率趋向扩大,人口膨胀。二是逐步收口的阶段,死亡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较稳定的阶段,出生率作出了较强烈的反映,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越来越小,人口增长减缓并走向零增长。但显然,从图2可见,“增长之口”还没有收拢,还需要借以时日。这就是我们未来可预见的前景了。

  (l )1949年到1970年,经历了一段爬坡的过程,自然增长率从15‰上升到25‰以上,是人口转变的增长阶段。1958年至1963年的增长低谷是非正常的,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来说,高速增长才是反映实质的特征。(2)1970年到1980年,人口增长开始急剧下降。(3)1980年到1990年,人口增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和回升现象。(4)进入叨年代,人口增长稳步下降和减慢。但此后是否一直稳步下降却是我们目前不能轻易肯定的。

  总之,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趋势来看,我国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且非常巧妙地与每十年的时段相吻合。

  从预测来看,今后中国的人口转变趋势是在粉出生率继续缓慢下降、粗死亡率略有回升的综合作用下,自然增长率是逐步趋向“零。负”的这么一个前景。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图4中看出。如下图所示,中国人口转变要趋向完成大概是在21纪的30年代以后。从预测结果看,自然增长率是单调递减的演变过程。2030年前后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人口是一个增长型的人口,而此后的中国人口则演变为缩减型。这一转变意昧深长,为中国实现适度人口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根据林副德。刘金塘的预测,人口增长惯性将逐步减弱,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2000年降到26.7%,2020年为24.5%,2040年降到21.9%.这样,大概到2O33年人口增长将达到峰值15.19亿。

  根据这样的前景,中国目前的使命就是要努力实现一个彻底的和稳定的人口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出生率持续的和稳定的下降。黑线以右方向标志着“后人口转变”的到来——如果考虑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增长类型这双重转变的话。我们现在实现的充其量也只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而且是不稳定的一种转变。黑线以右方向也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第五个阶段,即零、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所经历的人口转变将是历时最长的,是现代人口转变从进入门槛(即“实现”)到走出门槛(即“完成”)的整个壮丽历程。

  生育是人口增长的原动力。我国出生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育率的变动。1999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决定着人类对未来的选择”。那么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又是如何变动的呢?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看人口转变的历程无疑是重要且独特的角度。至少,从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说,生育率的变动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指标。

  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生育率经过了一个与整个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相似的历程。根据数据所显示的信息,我们的结论是:

  (l )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

  (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

  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但未来的走势到底如何,似乎还没有权威的说法。事实上,1995年以后的数据也是有多家的估计,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不过,估计的差别很小,大致在1.8左右的水平上波动。

  从今后的变化看,有些“波动”恐怕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只要能持久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就不会影响我们实现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在刀世纪的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目标。

  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也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稳定住一个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于最后的和完成意义的人口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人口惯性增长时期,生育率的控制和转变决定着出生率的变动,最终影响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目前,我们来自人口数量方面的挑战既有存量方面的问题,也有增量方面的问题。解决或者说降低增量,就是要遏止和减缓人口存量的膨胀。但解决了人口增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口的存量问题。而“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短期内服从的是增量控制的要求,从长期来说则是服从于存量减少的要求。这样,从结合适度人口目标而设计的人口控制目标,决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的确为相对减少人口的压力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口转变,譬如以1973年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方案开始算起,根据几个主要年份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分出几个阶段。这种划分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作用。结合图1和图2,我们知道:建国初期的死亡率转变和70年代初期的出生率转变是两次意义重大的转变。但显然,70年代前,出生率已经有下降趋势。进入8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大,进一步的下降预计会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始终处在传统阶段或者说人口转变的萌芽阶段。

  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增长转入转变阶段,使得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距拉大,人口增长急剧加快,形成了现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现代中国的人口爆炸。1950-1995年间,中国人口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3‰,是历史上和平时期年平均增长率(以7‰计)的2.5倍。考虑到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这样,就不妨以1970年为分界计算进入现代以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1950-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0.48‰,1971-1995年为14.75‰,前者比后者高出近6个千分点。如果1971-1995年继续保持1950-1970年的高增长率,那么1995年的总人口将是13.85亿,而不是12亿,多出近2亿人。②任何一个经历过人口转变过程的国家必然有一个人口增长加速的过程,所以现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批马寅初,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只不过人口转变可能会提前完成,人口转变增长量会相对减少而已。

  这样,如果中国人口转变从建国初期算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幅简图来总结一下中国人口转变的特点:

  其一,在1950-1973年,无论哪种估计,死亡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死亡率从18‰下降到7‰,而出生率则从32‰下降到28‰。这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又是人口转变的开始阶段。由于当时死亡率的下降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制度型转变”。

  其二,在1973—1980年,则恰恰相反,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出生率从28‰下降到18‰,死亡率则从7‰下降到6‰。这一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加速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其时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我国大力推行的“晚、稀。少”生育政策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政策型转变”。

  其三,1980年以后是人口转变的趋缓阶段,也是趋向完成阶段。其时粗死亡率的变动相对稳定,差不多在6.5‰的水平上波动,粗出生率则比较缓慢地这些波动中有所下降,粗出生率从18‰降到16‰。其间,改革开放为人口控制创造了日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的生育控制也在不断地完成自身的变革。越是到后期,越是清晰地展现出综合型“发展”的伟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发展型转变”。

  除了上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点还表现在:门)死亡率率先下降,这同于50年代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所概括的经验模式。

  (2)粗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外力作用的产物,没有人口政策的作用,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大概不会下降得这么早、这么快。

  (3)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将比较长,也可能是三个阶段中最长的。在完成阶段,人口转变的推动力将更多地有赖于现代化的力量。推促生育率及出生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大大递减,所以期望生育率。出生率有进一步下降就要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内寄希望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可能会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

  (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O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5)在三个阶段的划分中,第一阶段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产物,建国之初国泰民安,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到50年代后期,出生率也有了缓慢然而自觉的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的出生率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型”,是通过政策的力量压下来的,但政策的功效毕竟不是万能的,生育率的下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文化边界。进人80年代以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由于缩小和限定了生育决策的空间,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文化边界上的生育冲突。这样,到了第三阶段,就可以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归类为“发展型”。换句话讲,没有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并触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态度,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是难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