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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发布日期:2019-04-28 05:31 来源:经济动态 浏览次数:151 字体:[ ]

  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近代资本主义建立以来,一位接一位经济学家都在不懈地进行研究,以探讨和发掘经济增长的规律,更好的服务于一国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福利的改善。近段时间,我看了一些有关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深受启发,这里我简单总结了一下,对我们今天经济转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与经济增长不同,经济发展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总之,经济发展是反映一个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概念。而经济增长则不同,与经济发展相比,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量”的概念,可以用一定的指标来进行衡量和比较,例如GDP、GNP等。

  与经济发展相比,经济增长的研究虽然要简单一些,但也不乏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总是应用统计学、数学等方法,通过建立模型,尽可能地减少一些相对不重要的条件,来降低难度,分析主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虽然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很多,但比较重要,有典型代表性的有以下这么几种。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哈罗德和多马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哈罗德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曾经师从凯恩斯研究经济学。哈罗德对凯恩斯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进,于1973年出版了《动态经济学》,正式提出了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将经济增长简化到最简单的情况中。假定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但不能完全替代。并且生产过程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保持不变,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那么,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实际增长率,取决于实际的储蓄率与实际的资本与产出之比,即:实际增长率=实际储蓄率·(资本增量/产量增量)

  在资本——产量比率不变的条件下,储蓄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高。事实上,这一模型强调的是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的是资本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哈罗德-多马的模型也过分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表现了在给定条件下,资本、储蓄率和劳动增长率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模型揭示了人们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所投入的均衡条件,但事实上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如果投资没有以必须的或有保证的比率增长,那么经济就会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投资支出的增长超过了必须的或有保证的比率,则会发生通货膨胀。哈罗德认为,投资能扩大总需求,缓解销售困难。但投资必然增加总供给,引起需求的不足。要解决下期和更后面的需求不足,投资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而有保证的增长率,是指经济中的储蓄被资本家意愿的投资全部吸收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它取决于实际储蓄率与资本家意愿的资本-产出比,因此,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但多马和哈罗德都不相信投资增长能够自动满足以保持充分就业,因此他们的模型暗示经济可能出现极不稳定的状态,就好像在刀刃上一样,人们把他们的模型称为“刀刃上的均衡模型”。

  在经济理论界看来,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渊源,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研究中的开创性的贡献,他们使人类第一次对经济增长有了客观全面的认识,人们发现资本——产出比、储蓄率、劳动力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是彼此独立地影响着经济的进步。同时,哈罗德——多马模型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成为指导经济计划和政策制定的有效工具。

  20世纪5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提出了他的新古典模型,相比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他不再将资本—产出比视为常数,而是将它看做可变,并在模型中引入了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生产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来改变资本——产出比,这就使得均衡增长变为可能。这也改变了过去“刀锋”式的增长路径,人们能够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

  索洛进一步强调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同时,索洛提出了更具睿智的观点:从长远角度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并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他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比率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索洛强调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节资本和劳动比率来实现稳定增长,这与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观点相同,因此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

  在索洛看来,经济总体增长的三个基本来源:劳动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和使用两种要素的效率。并且,他将经济增长的因素比作一条三腿凳,第一条腿是储蓄与投资率(国家的资本储蓄率),第二条腿是人口增长率,第三条腿是技术增长率(资本与劳动生产力之比)。

  不过可惜的是,尽管索洛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技术进步,但却没有解释技术进步的经济因素。在索洛的模型中,技术被认为由模型之外的因素决定。

  保罗·罗默于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他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并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他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并且他认为,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领导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

  生产和投资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又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刺激投资增加,这构成一个相互推动的内在良性循环,从而可以得出一国经济具有长期增长可能的结论。由于生产过程中生产经验的积累,并且这种生产经验的积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函数可能是收益递增的。

  在罗默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充分重视知识的作用,将技术的进步完全内生化。他们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的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他们强调的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且认为知识或者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即资本的积累)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先进技术是促使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本身只提供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还必须有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调整,以有效地使用人类先进知识宝库使之积累创造革新。正如英国工业革命的建立不仅取决于蒸汽机的发明,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正是这种基于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才使得这些新技术迅速地用于实际生产中。

  过去长时期内,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问题时,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但以科斯、诺思、德姆塞茨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将制度看做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结论是,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甚至比技术更为重要。

  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要求建立制度和获得财产权利,从而形成激励,使个人努力转化为产生私人报酬率与社会报酬率的活动。

  诺思为我们解释了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为促使人们具有创造性和生产率,国家需要提供激励的规则与管制。

  从这些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理论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技术驱动阶段、知识驱动阶段(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将世界各经济体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制度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是经济增长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重要前提。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我国即将走过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效率驱动(或技术驱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技术以及制度将变的越来越重要。